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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段开始进入第三部分，主要描写水上泛舟之乐，重峦叠嶂的青山、微波荡漾的绿水、随波轻摇的扁舟、相忘江湖的渔樵毕现于指下，令人流连忘返。子垂陆具，过用许机心，伤生害命何深？渔又曰：不专取利抛纶饵，惟爱江山风景清。
[晋·郭象：《庄子·逍遥游注》，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第七段浮云富贵山林居士，原不爱去趋朝。总体上说，时人对其关系有三种看法：一、溺于名教而不知自然。这种儒士不见天地之纯，不知人本于自然大道，本来纯真，精诚所至，自能开展真慈孝、真忠贞、真欢乐、真悲哀的人生，而人为造作一套应当如何忠君、孝亲、饮酒、处丧的礼仪规范，将人桎梏于虚伪的牢笼之中。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不如得个红鳞鲤，灼火薪蒸共笑颜。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如他在《长编》的统一帝国的宗教一章中，首先考察了秦统一前各地方的主要宗教信仰，然后以正史所记载的史料，说明秦帝国在统一全国后，在以原秦民族宗教为主体的基础上充分保留并吸收四方民族的宗教信仰，从而形成为一规模更大的帝国宗教。
第八章是董仲舒，我改写了几次，始终不能满意，后来就搁下了。他认为，这种天命观实际上是从墨子的天志论来的。3月9日记有：上课，并说：读《春秋繁露》及《尚书大传》。退之向外，以恢复一个‘正德利用厚生的文化为主旨，而习之要昌明‘性命之道，结果还是掉在印度网里，爬不出来。
原拟写十四章，只写成了十二章，应补最后两章。其中有二十一万字的《白话文学史》卷上。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等，都有限制君权的意义，并且说，这也正是墨教上同于天的意旨。1962年，胡适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印本《淮南王书》所作的序（手稿）中也提到此事，说：黄晖先生的《论衡校释》附录的一篇《王充》是我在民国八年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的一部分，不是我在十九年写的《中古思想史长编》的一部分（见台湾胡适纪念馆印行《中古思想史长编（手稿本）》）。我认为，秦汉时期的文化，宗教气氛是十分浓厚的，而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也确实出现过一股向宗教化发展的趋势。即在他讲完古代哲学史和出版《中国哲学史上纲》（卷上）以后紧接着就开始讲授的。
接着，他又征引史料分析了汉初的宗教状况说，刘邦在天下既定之后，他更进一步，不但继续保存秦帝国的宗教政策，还在长安设立帝国之内各种民族的祠祀和女巫，使各地的人在帝都时都能有个祠祭的所在，都能不觉得他身在异乡异地。三，统一帝国之下的宗教。这部书稿中的一部分曾经发表过，如第二章的杂家，在删去了其中泛论杂家的部分后，以《读吕氏春秋》为题，收入了《文存三集》。胡适认为，讲思想史必不可离开宗教史，因为古来的哲学思想大都是和各时代的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的。
由忠孝变到‘出家、‘出世。其间，他又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两汉魏晋时期和六朝隋唐时期。
胡适的这一大段对韩愈、李翱的分析和议论，是相当有见地的，至今也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他根据上述汉代儒生要造出一种天人感应的宗教来限制当时的君权的观点，认为汉儒放弃了原始儒家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的天命观，而变成了孟子最为反对的那个谆谆然命之（同上）的天命观了。
一 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其崭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两个月后即付再版，是中国近代史上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此一个月的补课，我虽尽心力做去，但终是一种敷衍，心里终过不去。胡适对《齐学》的探讨，其内容不只限于道家的来源，而是要更广泛一些。1969年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版了这部讲课提要的手稿影印本，书前有胡适于1942年6月24日写的按语：这是我在民国廿年（1931）至到廿一年（1932）在北大的讲义提要。6月17日：讲大乘的堕落方面。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据。
其子目如下：第一章，齐学。如武帝元封元年四月封泰山，禅肃然时，即令侍中儒者皮弁缙绅，射牛行事（《汉书·封禅书》）。
这一揭示，基本上是准确的。于是灾异的儒教遂变成了符谶的儒教。
直至4月6日日记上才记着：上课，讲唐代思想史的背景。（3）各地的‘民族的宗教。
这十四章的题目如下：一，中古时代。七，中古第一期的终局。这是不是说，胡适以后未再继续研究中国哲学史呢？不是的。二 对于中古史的分期，胡适在他的《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第一讲中说：暂定从秦始皇到宋真宗，约计一千二百年（纪元前二二〇––––纪年一〇二〇），为中国的中古时代。
第三章，秦汉之间的思想状态。（同上日记中也引了《春秋繁露》中好几条讲兼爱兼利的材料来作左证）胡适分析说，董仲舒在天人感应说的根本教义上，建立起了他的阴阳五行灾异学。
1971年台湾胡适纪念馆以《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为书名，出版了本稿七章的全部手稿影印本，为研究胡适的中古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胡适对科学方法的了解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但他对王充以实据验证虚妄的高度表扬还是很有意义的。
胡适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就是道家（包括道教）思想。所以，他总结说：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
我们暂且撇开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和东汉末正式形成的道教不谈，就拿汉初占主导地位的黄老之学和武帝时被定于一尊的儒家之学来说，也蒙上了一层相当浓厚的宗教色彩。胡适指出，阴阳感应本是阴阳家的根本理论，然而此时则已成为道家与儒家公认的原则，成了中古宗教的基本教条。是年3月2日的日记下记：拟重编《中古哲学史》，拟分两部，六篇：部甲，两汉魏晋。胡适在他的中古思想史《小史》和《长编》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来详细论证这一时期的宗教气氛和思想的宗教化倾向，它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仍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这背后似乎含有深长的意义。（同上）胡适的这番分析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过分崇拜自然，消极地因任自然，确实会妨碍人们对自然的认识。
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基本立场。但胡适的这段论述中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他是从中国二千年五百年来不能产生自然科学的前提出发的，而这个前提能否成立？其二，因任自然不只有消极的一面，人们也可以从积极方面去因任自然。
然而对于秦汉时期宗教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则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学者们的广泛认同。他十分强调，道家具有兼采众家之长的杂家的特性，并多次引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叙述的道家特点：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来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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